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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应骙:被误解的“保守派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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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1-19 21:47:2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许应骙夫妇。
1898年戊戌变法高潮时,三个广东人许应骙、张荫桓、康有为在京城搅起了满城风雨,吊诡的是,张荫桓和许、康两人都交情极深,但许应骙和康有为却不幸成为死对头。清末民国以来,康梁“维新派”形象深入人心,凡与康梁意见不同者,多被简单地定位为“保守顽固”,其实并不尽然。许应骙就是被误解的例子之一。
许应骙1850年中进士、点翰林,任京官近50年,资历极深,官阶最高(从一品的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);康有为1895年才中进士,此时以工部主事(六品)充总理衙门章京(秘书),算是许应骙的低级下属。康有为若要顺利推动变法,应该取得同乡京官领袖许应骙的支持才是正道。可惜,历史开了个大玩笑。
清末民国以来,康梁“维新派”形象深入人心,凡与康梁意见不同者,多被简单地定位为“保守顽固”,其实并不尽然。荣禄、许应骙就是被误解的例子。其实荣、许两人都赞同有限度的改革,荣禄着力于西法练兵,许应骙支持建铁路、开银行。1895年,许应骙堂弟许应锵提议吸引侨资修筑铁路,许应骙为之在京师多方奔走,将堂弟介绍给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翁同龢(见《翁同龢日记》);1896年,许应骙、张荫桓支持容闳的建议,联名奏请“在北京开创皇家总银行,而分支于通商各口岸”(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 中国通商银行》)。这两个计划,最终都在竞争中输给盛宣怀而搁浅,但至少证明:许应骙思想尚属开通,愿意引进新的设施和制度,对改革并无成见。戊戌时期的冲突,一方面是观念之争,更重要的还是权力之争,甚至还夹杂着私人恩怨。
与康有为结怨
许、康结怨的最初起因比较难以确定,可能与康有为在广东参与的讼案有关。许应骙《明白回奏折》称:“盖康有为与臣同乡,稔知其少即无行,迨通籍旋里,屡次构讼,为众论所不容。”据茅海建《从甲午到戊戌》所述,“屡次构讼”似乎指因老家南海的“同人团练局”事,与回籍知府张乔芬之间的冲突。光绪十九年,康联合乡绅攻击负责局务的张乔芬,迫其交出管理权,由康氏大弟子陈千秋管理,由此结怨;张乔芬托御史余联沅弹劾康有为,康有为又托御史王鹏运弹劾张乔芬,后来又牵连到“庇护”张乔芬的两广总督谭锺麟。据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的研究,康有为自称同人局是他叔祖所创办,并不可信,所谓“夺回”管理权也就毫无根据;张乔芬不服,进行反击很正常。若许应骙与张乔芬、余联沅、谭锺麟中任何一人有交情,对康有为有“先入为主”的恶感也很自然。
戊戌年九月《申报》在回顾“保国会逆迹”时说,该年三月二十七日康梁联合李盛铎等在京师粤东会馆新馆开会,人数众多,同乡京官尚书许应骙、侍郎杨颐认为他们“惑众敛钱,行为不正,严加斥逐,不准再开”。这是见诸第三方记载的第一次冲突。按当时惯例,会馆事务由同乡京官职位最高者负责,许应骙、杨颐有权作这个决定。按大清律例,结社集会,“悬为厉禁”,许应骙的决定是为全体同乡利益考虑,无可厚非。此事之起,可以说许应骙只是谨慎从事而已,并无什么过错。许应骙若因为有先入之见而禁止康氏再次在会馆集会,也只是有点小气而已。
四月二十八日,康有为蒙光绪帝召见,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。当时官制,官员的本份职务称为“缺”,但可同时兼“差”。许应骙本“缺”是礼部尚书,兼总理衙门大臣;康有为本“缺”是工部主事,兼总理衙门章京(秘书),也即在兼差职务上成为许应骙下属。按许应骙在后来的“明白回奏”奏折猜测,康有为担心被许应骙这个上司所钳制,图谋将许氏逐出总理衙门,指使宋伯鲁、杨深秀弹劾许应骙。
两度被参终革职
五月初二日,宋伯鲁、杨深秀联名奏参许应骙,“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贻笑邻使请立赐降斥”,攻击许应骙“接见门生后辈,辄痛诋西学;遇有通达时务之士,则疾之如仇”。光绪帝此时正雷厉风行,决定杀一儆百,要求许应骙就被参各节“明白回奏”。据《张荫桓日记》,早朝时军机大臣廖寿恒再三请求光绪皇帝收回成命,未果;许应骙当天刚好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谢恩,往返六十里,接到消息,又要马上起草奏折,十分狼狈。
五月初四日,许应骙递上奏折,逐项回击宋伯鲁、杨深秀的攻击。按茅海建的研究,许的回奏“——自我摆脱了罪名,标明了赞同新政的态度;反过来指摘康有为的品德,要求光绪帝驱逐之。若按当时的官规,光绪帝也应当对康有为进行追究”(《从甲午到戊戌》)。但光绪帝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,肯定许应骙“并无阻挠等情”,结果是“即着毋庸置议。”第一场交锋双方打平。
五月二十日,御史文悌参劾康氏兄弟和宋、杨四人,提请光绪帝按许应骙要求将康有为驱逐,指康有为“置我大清国于度外”,杨深秀“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”。据学者黄彰健的解读,此折实际上是揭露了康、杨两人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的真实想法。光绪帝此时完全偏袒康党,下令将文悌罢斥。第二场交锋,反康一方损兵折将。政变后杨深秀被杀,恐怕与此大有关系。平心而论,康有为、杨深秀当的是大清的官员,却有“不保大清”的想法,按当时标准可以说形同叛逆。
七月五日,康党成员、礼部主事王照请求礼部堂官代奏,请太后、皇帝赴日本游历,王照事后的解释,这个举动的目的是提醒光绪帝奉太后为改革领袖,“以名誉归太后”,但却引起了政坛大地震。当时礼部满尚书怀塔布不太管事,主要负责的是汉尚书许应骙。许应骙自甲午战后,主张“联俄拒日”(见《清季外交史料》第1949页),对此等“联日”主张没有好感;另一方面,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被日本浪人枪击,恐怕也让许应骙担心代奏的风险:万一帝后在日本出什么事,责任太大(此为吾友叶嘉良首创的观点,不敢掠美)。许应骙拒绝代奏,激怒了王照。王照援引光绪帝此前要求“仕民有上书言事者,均不得稍有阻格”的上谕,“咆哮堂署”。许应骙不得已代呈王照原折,同时以礼部六堂官(2个尚书、4个侍郎)名义参劾王照。
第三场交锋的结果是:礼部六堂官全体革职,光绪帝下旨称赞王照“不畏强御,勇猛可嘉”,升为“四品京堂候补。”王照“一折参倒六堂官”,在清代史上是仅有的一例。
参与“东南互保”
戊戌政变八月发生,到九月份,两江总督刘坤一即奏请让许应骙复职,带有“平反冤假错案”的含意。九月十一日,慈禧下旨:“闽浙总督着许应骙补授”。慈禧对许应骙恩宠有加,不仅赏假扫墓,还赏还在紫禁城、西苑门内骑马的荣誉。许应骙从“清水衙门”的礼部尚书转任封疆大吏,在“垂垂老矣”的年龄,开始了其一生从“务虚”到“务实”的转变。
1900年春夏之交,义和团席卷京畿地区,列强派兵以保护侨民、教士为名从天津进军北京,后又强占大沽炮台,慈禧被迫应战。长江流域的封疆大吏刘坤一、张之洞等出于保护国家元气的考虑,毅然不顾中央政府的作战动员令,与列强接洽“局部和平”,这就是有名的“东南互保”。我国史学界对“东南互保”的评价,随着时代的急剧变迁,经历了“投降卖国”到“保境安民”的变化,似乎坐实了“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”的俏皮话。暂且不去管它评价如何,事实上长江流域各省最终并没有跟列强签订书面的“互保协定”,只是由盛宣怀、上海道余联沅向领事团提交一份“条款”,领事团对个别条款有所保留,总体上加以默认。唯一跟列强正式签订互保协定的,是闽浙总督许应骙。至此,许应骙头上戴了很久的“顽固保守”帽子可以摘下了,但最怕又换了一顶,叫“投降卖国”。
许应骙在此危急时刻对福建事务的处置,其实是担了很大风险的。该年六月初十日,许应骙与福州将军善联致函各国领事,邀请他们商议订约,并附上约稿。十八日,许应骙、善联率领福建有关官员,在广东会馆与各领事开会,达成《福建互保协定》八条:一、福建仿照两江等省先例,议立保约;二、中国自愿保护各国商教人民生命财产;三、倘有匪徒造谣,中国自认拿办;四、不论北方如何变乱,福建均守约办理;五、各国不派兵船进口;六、所议各条,各国报请其外交部备案;七、约款以华文、法文书写;八、约款字义以华文为准。
日本虽然参与订约,但在甲午战后占领了台湾,对海峡对岸的福建也虎视眈眈,此时决定趁乱对厦门进行军事占领。七月三十日,日方制造了东本愿寺火灾,却嫁祸于中方,派兵在厦门登陆。负责处理的道台延年在许应骙指导下,当机立断,提请美、英外交官出面干预,各国领事都同声谴责日方行径,要求退兵。延年还立即致电李鸿章、盛宣怀,向日本外务省施加压力,并请求订约各国派出军舰前来厦门,对日方实施威慑。经过紧张交涉,日方被迫撤换领事,撤退军队。《福建互保协定》对妥善处理这一事件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复旦大学研究生秦岭在其硕士论文《日军登陆厦门事件与东南互保》中指出:“福建保约的促成,时任闽浙总督的许应骙在其中居功至伟。其人在当时颇有远见,了解世局并能积极谋划应对之策。”
福建新政的“蝴蝶效应”
许应骙到福建上任后不久,即提交了筹办农工商务计划的奏折,并在下一年奏请将闽省水陆各军“改练洋操”、增设炮队、在厦门设立保商局维护华侨权益。由于局势动荡,当时沿海沿江各省都十分重视创建新军,派员到日本学习军事,许应骙也顺应了这一潮流。福建省派出到日本学习军事的人员中,不免“夹带私货”,有许应骙的侄孙许崇仪、许崇智两兄弟。许崇智因为这层裙带关系,年纪轻轻就在福建军界颇著声威。武昌起义枪声一响,许崇智率部反正,被推为福建民军总司令。许崇智凭借着在福建多年经营的根基,后来率领粤军驻扎闽南保存实力,在孙中山驱逐陈炯明一役中立下汗马功劳;蒋介石巧妙利用许崇智夺取了粤军领导权,一步登天,成为最高领袖,改变了“中国之命运”。慈禧太后1898年的一项有点偶然性的任命,通过一系列环节,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20-40年代的政治生态,真有点“蝴蝶效应”的味道。特约撰稿 陈晓平
人物档案
许应骙(1831-1903),字昌德,号筠庵,祖籍广东澄海,祖上于清中期落籍为番禺人,是高第街许地“广州第一家族”的代表性人物。1850年中进士,历任翰林院检讨、福建乡试正考官、甘肃学政、兵部左侍郎、仓场侍郎、左都御史、礼部尚书。1898年因与康有为派系发生激烈冲突被罢职,政变后任闽浙总督,参与“东南互保”,主持福建新政。1903年解职回籍,不久病故。高第街不仅诞生了许应骙、许崇智、许广平等著名人物,1980年开设的小商品市场也成为广州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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